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，力量的赞歌。
在文章里，安塞腰鼓，并非只是单纯地在作为人类生命力量的一个载体、一种象征；其自身，就是人类生命力量的凝聚物，最充分、最彻底的表现。
这样，作者自然要倾注下全部的热情与笔力歌之、颂之，一歌二颂难以尽致，则有三歌之、三颂之。
在作者笔下，几乎分不出哪是形式与内容，哪又是客体与主体，两者真正地获得了无间的统一。
不取拖沓累赘、沉闷疲软的长型句式，而多简洁有力、脆生响亮的短句；也没有冗长繁复的段落，一言两语即自成起迄。
大量地运用排比，排比的形式又力求多样：
既有句内的排比，更多句与句之间、段与段之间的排比，又能连段而下，交错互出。
不独直接地描写这腰鼓释放的磅礴能量，也从人的感觉、人的联想和群山、大地等周围环境的回响上，多方位地渲染着它的奇特效应。
自始至终采用行进的、动态的描写，不作静止的形容，并使那人体的动作与腰鼓的声响，在共时态中互激互溶，合二而一，从艺术上组成一个表现着生命之源和力量之泉的整体。
——这一切形式上的追求，在文章中造成了一种快速跃动的节奏，炽热灼人的氛围，排山倒海般的气势，恰与作者所要歌之颂之的人的生命力量相辅相契。
安塞腰鼓，是属于黄土高原的。
惟有生存于这方土地上的人群，才能创造出此等奇观，也才能凭借它而释放其内蓄的伟力。
作者是陕西人，从其描写中，可以看到他对黄土高原和安塞腰鼓的无限神往与倾心爱恋。
惟其如此，他也才能写得酣畅淋漓，曲尽其妙。
这一篇，与乔良的《高原，我的中国色》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如果说，乔良的作品，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的总体性的把握，那么刘成章的《安塞腰鼓》，则是把它对象化和具体化。
读者能把两篇作品一并阅读，相互比照，必将更深切地体察到我们民族性格的本色及其生命力量之表现
